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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笔耕八春秋 撰文立传颂伟人

发表时间:2016-03-16 09:54 内容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李大钊》品读赏析
□刘守家
 
时势造英雄,风雨见彩虹。
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必定会造就一代英雄、伟人!
自辛亥革命迄始,苦难的中国终于砸烂了封建制度的枷锁,向着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猛进。桎梏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宣布消亡,可是羁绊中华民族灵魂的封建思想,还将继续统治着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需要发动更为艰巨的大革命,唤醒沉睡千年的民族魂,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伟大时代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却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无法比拟的革命目标。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中,以孙中山承上启下为代表的一代伟人,像是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其历史伟业光耀中华!
中华民族的怒吼,辛亥革命的惊雷,呼唤着一位北方的农家子弟,他愤怒地观望着,默默地求索着,推倒心目中一个又一个崇拜的偶像,艰难而又痛苦地向前跋涉着。早年,他笃信康梁的维新论,不久,他又把康梁抛在了自己的身后;他景仰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很快他的思想又超越了孙中山;他比陈独秀小整整十岁,可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却早于陈独秀好几年……他就是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者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长篇纪实文学《李大钊》就是通过李大钊追求真理的一生,写出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揭示出他至高至坚的革命情操和思想境界。同时,还以他光辉耀目的伟大一生,织出那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以及为这一伟大时代所造就的一代伟人。从文学视角剖析,我以为这部洋洋洒洒近六十万言的纪实文学巨著,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探讨与总结。
一、敢于重笔浓彩为伟人立传
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成败,主要是看其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是否成功;而纪实小说,或小说化的传记,则主要看立传的主人公的形象是否丰满,栩栩如生;写伟人的文学传记——尤其是距今天很近,且又知名度极高的伟人,读者首先的要求是伟人的形象是否真实可信。
传记文学《李大钊》的主人公,不是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在我国近现代革命史、党史、文化思想史等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距今天又是这样近,并且广为知晓、人所崇敬的一代伟人。这就为作者设立了第一座难关。不允许作者像罗贯中描写诸葛亮那样自由,甚至可以在撰写“借东风”、“空城计”那样近似神化的事件和情节,首先是看史实的运用,其次才是诗蕴的涌动。以此为尺度,让我先品读《李大钊传》是否符合史志的真实。
传记文学《李大钊》所截取的历史片段,上启辛亥革命,下至大革命失败。对二次革命、护国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七风暴、国共合作、孙中山北上、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就义……尽收书中。作者以独到的艺术视角俯视这些震惊中外的事件,非常严肃地且又是艺术地尽遣笔端,井然有序地铺排在这部巨著中。客观地审视该书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但是,对历史的把握正确与否,仅仅是属于传记文学创作的宏观范畴。换言之,多为时代背景的陈述。而传记文学所要求的是在历史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否实事求是。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由于作者的政治倾向或政治素养等原因,要么把立传人的历史地位举到九天之上,要么人为地打入地狱之中。至于那些伪造历史者、移花接木者……则更是层出不穷,把对圣洁的传记文学创作庸俗化了!然而《李大钊》这部传记文学,作者对李大钊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和筛选,摒弃了对李大钊的各种非议,化做书中的主人公——李大钊基本上是经得住历史的验证的。例如:在五四前夕兴起的那场新文学运动,李大钊是参加者,但不是这场革命的主帅。他仅仅从哲学、伦理学等方面予以策应;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前后,李大钊不仅是鼓吹这场革命的理论导师,而且还是亲历者和参加者,并使自己飞跃成为中国革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写出了历史性的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参予并领导了北方革命风暴,从“二七”工人的血泊中看清了军阀的残忍;张作霖入主北京以后,李大钊不忍搁下北方的革命工作南下,避居苏联使馆之中,利用所谓国际公约的保护,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不曾想到外国公使会赞同张作霖闯入使馆捕人。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李大钊书生气十足的性格弱点……该书真实地记述这些情节,不仅无损于李大钊的伟人形象,相反今天的读者看后更为真实可信,即如何由一位北方农家子弟逐渐成长为一代伟人。同时,也让今天的读者重温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看出李大钊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伟大品格,是何等的光彩照人!
作者又以特定的历史伟人李大钊的命运贯穿上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形成一条支撑这部巨著的经线;以这一特定的伟大的时代造就的一代伟人——和李大钊发生关系的那些伟人的局部行为作为纬线,织出一幅纵横天下、浑厚壮阔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而这样的历史画卷必然具有凝重的历史感,同时,还必定要辐射出特定时代的浓厚氛围。这就是传记文学《李大钊》所取得的第一个成功。
传记文学《李大钊》毕竟是文学。它自应有别于政治评传,并具有文学的属性。因此,所描写的主人公李大钊是否具有崇高的美学品格,就是衡量这部巨著得失的另一把尺子。换言之,它所展现给读者的李大钊,不仅要真实可信,更重要的还要丰满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它要求作者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要以历史为背景,为土壤,从而写出立传人物“在这片文化土壤上思想追求的轨迹,性格完成的逻辑,并反过来,用人物的追求际遇,荣辱成败辐射出历史的氛围与状貌”。
李大钊出生在北方的普通农家。他是喝着滦河水,吃着渤海鱼长大成人的。所以在他的身上,不仅有着北方农民那憨厚敦实的品格,而且还有着像海一样的博大胸襟。这在他寻求救国之途所体现出百折不悔的韧劲,以及那不畏强暴的傲岸精神,就是他这种特定的性格的体现。早年,他在故里看到洋人杀义和团,遂在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洋的种子;后来,他看见开滦煤矿的英国人用皮鞭榨取矿工的血汗,这种朴素的仇洋情绪又转化为救国思想。但是,他依然不知如何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唤醒。当他获悉康有为、梁启超欲步日本明治维新的后尘搞维新救国,遂又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康、梁这些新人物的身上。康梁维新运动夭折了,他又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当辛亥义举波及到北方,他的恩师白亚雨参予领导的滦州起事爆发以后,他又为之欢呼雀跃。很快,恩师白亚雨从容就义,留给他的遗训只不过是这样几句诗:“慷慨赴刑场,从容就难……”待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确立独裁统治以后,他又怀着毅然决然的心情东渡日本,寻求新的救国真理。这时,他景仰三民主义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但他并未跟随其后呐喊。相反,他却在日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他还知之不多,几经风风雨雨,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翌年,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几遭弹压下,他终于从《青春》的理想跃进到新的救国之途,《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并为此奋斗终生,献出了生命!在如此曲折、反复的时代大变革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以身相许完成了历史使命,有的艰难地继续攀登,终未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只有李大钊一人与时俱进,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旗手。除去伟大时代的锻造之力,不能不归功于李大钊的革命天赋和宁死不回头的性格。而传记文学《李大钊》不仅真实地录下了伟大时代的锻造之力,更为主要的是写出了李大钊的革命天赋和宁死不屈的性格。这是《李大钊》所取得的第二个成功。
李大钊作为特定时代的伟人,传统的东方道德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李大钊独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世界。举例说:李大钊于五四前后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力主婚姻自由。但他在爱情、家庭的观念上依然恪守东方道德的约束。他不像陈独秀那样放荡不羁,也没像同代人乃至于后来的一些革命者那样,以“城乡差异”为由休掉了农村的原配夫人。《李大钊》一书倾注了作者许多的心血,写出了在李大钊的爱情观念中,不仅考虑长自己六岁的妻子是农村妇女,而且他从未忘记妻子早年看护自己成长,供奉自己读书、生儿育女,支撑着家庭,也是在支持自己投身革命的恩惠。因而当他的同仁、学生难以理解他的婚姻的时候,他淡然地笑着答说:他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观是隶属东方道德范畴的。
李大钊作为学业的导师,以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为人师表的东方道德,哺育、团结了一大批爱国学生与名流学者,又以他那朴实无华的为人和广博的学识,赢得了上层各界人士和底层工农大众的爱戴。《李大钊》一书对此展现得最为充分。陈独秀是一代狂人、名士,他惟独引李大钊为“比我年少的师者”。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惟独倚重和信赖李大钊。既使他到了晚年,住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仍旧称李大钊一生的言行犹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并坦然宣称“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孙中山先生长李大钊二十三岁。在李大钊求学的时代,孙中山已经就任大总统之职。但是,孙中山和他一见如故,“相谈不厌,几乎忘食”。成为近代革命中忘年交的典范。他们三人很快从这种忘年交友谊推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西北军将军冯玉祥,他也是从景仰李大钊的人格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当他获悉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命令部属披麻戴孝,为李大钊开隆重的追悼会……简言之,李大钊以东方道德完人的化身交友,又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师友前进,齐聚在赤旗的下面,向着社会主义的大道迅跑!对此,何香凝老人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由于李大钊的道德感人,所以无论是他的亲属,他的师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敌人,或是爱他(大多数),或是恨他(极少数),但对他没有不佩服的。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攻击他的人格。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攻击他的言论文章,但从不敢攻击他的品德,甚至还不得不虚以委婉,和他保持一定的个人关系。”
我国传统的儒士是很看重名节的。因此,苏武留胡节不辱,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世代所传扬。共产党人也是十分注重革命气节的。所以,非常鄙视张国焘卖身当叛徒。李大钊是一位视名节胜过生命的革命家,而他所看重的名节,在他人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钊自儒士看重的名节向革命者推崇的气节过渡并完成,也是传记文学《李大钊》在人物刻划上的又一大成功。请看该书对如下事件的处理:早年,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汤化龙,亲自选定并资助李大钊留学日本,堪称恩人。但他回国之后,汤化龙要他秉笔为北洋的政府效力,他毅然和恩人汤化龙分道杨镳。这无疑是传说儒士“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行为。他和白坚武是同窗好友,但当他获悉白坚武为吴佩孚出谋划策、镇压铁路工人时,愤然宣布和白坚武断交,大骂白坚武是军阀的走狗。此举不仅体观出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而且也扬弃了传统的“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儒风。李大钊坚定拒绝张作霖的诱降,大义凛然、从容不迫地走上绞行架时,他走完了共产党主义先驱者的一生。自然,这部巨著《李大钊》也就完成了李大钊光辉形象的塑造。
传统的儒士名节和共产党人的气节有着不同的内含,但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宝贵遗产。通过李大钊由儒士名节转化为共产党人的气节描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发扬为真理而斗争、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精神,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记文学《李大钊》不仅有血有肉地完成了立传人李大钊的塑造,同时还为读者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代伟人。无论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毛泽东,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宋庆龄,军阀政客吴佩孚、白坚武、张作霖、杨宇霆、冯玉祥,教授学子蔡元培、胡适、鲁迅、刘半复、钱玄同、杨度,还是亲朋好友章士钊、吴男、赵何兰等近代声名显赫的历史名人,都描写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这在近年来传记文学创作中实属罕见。
《李大钊》主要人物形象丰满逼肖,众多的次要人物虽出场不多,大多没有贯穿始终,但个个跃然纸上,性格鲜明。浮想联翩,也使我想起《史记》中栩栩欲活的人物列传,掩卷难忘。纵观近代史,那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上下求索的孙中山,那才情横溢,又忽左忽右、落拓不羁的陈独秀,那追求进步又才华自傲的胡适,那对新学教育耿耿忠心、正义刚直、渊深博学的蔡元培,那对革命事业如一团火,对理想的爱情柔如水的高君宇,那坚持进步粗朗憨直却敢于嬉笑怒骂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那诡诈阴毒却一副草莽匪气的张作霖,那狡狯多谋却有一副儒将风度的吴佩孚……在作者的笔下决非脸谱化,而是“通过刻画的一瞬、典型的几个章节,把人物写得神形毕肖,多姿多彩,往往用画龙点睛之笔,就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侧面”。
作者王朝柱的创作,耗时八年时间,从河北省乐亭开始追寻调查、造访、采写,也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
二、从传统文学中寻求写作手段
文学创作的手段有着顽强的承继性,同时还有着形式逻辑。这不仅受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特定的时代变异的制约,而且也为所描写的客体及作者的文化结构所决定。传记文学《李大钊》的作者王朝柱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是由爱好史学而转入文学创作的。加之他所描写李大钊是从北方普通农家走出来的伟人,写作这部近六十万言的中国气魄的巨著,主要是从传统文学中寻求写作手段是必然的。而且取得了成功。简析如下:
从通篇结构分析,传记文学《李大钊》既不属于单一线为框架支撑的作品,也不属于那种复线式的作品。为了从宏观上展现李大钊那个特定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异邦侵扰于外,枭雄争霸于内,社会动荡,民族危厄”的时代,作者采用了严密的结构,以“丰富的史料,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所有震撼中外的重大事件,尽遣笔端”。它实际上采取的是以李大钊活动为主干,以其它人物、事件为副且又艺术地杂采在一起的结构方法。这和《三国演义》某些段落的结构有着相似之处。
另外,传记文学不能偏离立传人的生平轨迹,但是最为禁忌的恰恰又是倚信资料,按照立传人的编年史而面面俱到,平均分配笔墨,这不仅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而且也必然有损于立传人的塑造,以瑕掩瑜,不能集中笔墨去写那些光彩照人的情节。《李大钊》的作者深谙此道,有意识地避开平均落墨的毛病,在寻找到特定的全局结构方法以后,又“按照李大钊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研读分析各种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中华大地上树起共产主义大旗的思想脉络,”把李大钊一生的奋斗之路划分为十个段落,也就是这部书中相对独立的十个篇章。这犹如不同的亭台房舍,共同组成一座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那样,既有整体井然有序的美感,又有局部不同的审美价值。
细心的读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一定会发现,这部巨著并非完全按照编年史划分的篇章。二七风暴和李大钊与孙中山相识并商谈国共合作是发生在同一时空中。作者为了展现李大钊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及所建立的不同的历史伟业,巧妙地把同一时空的事件分为不同的两大篇章,使读者看后仍感到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这不能不说是在结构上取得的一大成功。而这种结构方式符合于我国人民的审美心理,同时给予作者描写同一时空发生的数个重大事件以自由,自然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传记文学《李大钊》另一成功之处,那就是调动一切文学手段,乃至于小说化、戏剧化等技巧,为塑造立传人李大钊服务。另外,也有声有色地描绘了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政治、军事、文化舞台上那么多的知名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增加了艺术感染力。例如: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东京章士钊寓所初识,显然是一场精心编织的好戏。它既符合戏剧三一律的要求,又淋漓地写出了李大钊的求知若渴、陈独秀的傲岸不驯、章士钊夫妇左右为难的不同性格和心态。这是把戏剧化的技巧用于纪实文学的写作中,并取得奇效的范例。司徒复兴的自杀、成淑之死、李大钊从容就义等节,充分调动了小说所善常地对特定环境的渲染,对所写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等手段,使所写的事件和人物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从而使得这部传记文学具有崇高的悲剧美学品格。另外,这部作品对五四运动、二七风暴、三一八惨案等群众大场面的描写,除去吸收了传统的类似《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战场撕杀的描写外,还明显地吸收了影视作品画面处理的手段,读者看后,在脑海的屏幕上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这无疑给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增加了色调、画面的美感。自然,也为作品增添了可读性。
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所描写的客体内容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表现宏观的艺术风格的工具。《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从宏观的艺术视角反映社会;《金瓶梅》、《红楼梦》是从微观的艺术视角反映社会,因而,这就决定了这两类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前者粗犷、简洁,后者纤细、含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使用《三国演义》的语言风格去写《金瓶梅》,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李大钊》是一部从宏观反映我国近代社会,而且又具有民族气魄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在语言风格上自然应承继《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语言特色。它就像是一幅史诗性的画卷上的重笔浓彩,化为这种巨著《李大钊》整体风格,使读者看后留有一种和谐的美感,尽管这和谐的美感中还有不尽人意之处。
传记文学《李大钊》从结构到语言,以及所运用的艺术技巧和写作手段,都是来自我国传统的文学,使得这部作品有着很强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
品读《李大钊》纪实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作者在许多事情尚有定议,许多人物还未定论,且被掩饰或歪曲的情势下,深入史实,细心研究,刻苦创作,终于完成了此书。纵览这部巨作,整体把握是好的,谋篇布局安排妥恰,有其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在多篇章节中,用白描写法,深情叙述,描绘出二十世纪初中国风云变幻和冀东大地的风土人情,较为完整地刻划出伟人李大钊光辉形象。
三、品读后的赏析与思考
传记文学《李大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作品。诚如作者在《漫谈<李大钊>的创作》一文所云:“我清楚地知道,由于历史知识的不足和诸多因素的局限,这部《李大钊》尚有不少缺撼。待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当花大气力重新修订。”作者找出了自己“产儿”的毛病,是追求创作完美的内在动因。
这部作品虽然写出了“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的危厄时代,真实地表现了李大钊与时俱进的人生历程,但今天的读者更想了解李大钊为什么做出那样的人生选择?换言之,今天的读者亟需从艺术形象探知,在那思潮迭起、主义纷争的时代,李大钊在追索救国真理过程中,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探索人类灵魂和内心深层结构的文学,这部巨著在这些方面略嫌不足。
这部作品在刻划李大钊内心世界的时候,写出了传统东方道德和西文民主思想的交融,这仅是第一个层次。惟有把笔触深入到第二个层次,传统的东方道德和西文民主思想交融时的碰撞,以及李大钊的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矛盾和统一,才会写出李大钊更为丰满,更为崇高的精神境界。我以为这是李大钊艺术形象塑造中不足和缺撼的另一方面。
说到这部巨著叙述的笔调,我觉得最为主要在后部章节叙述中有重叠拖沓之感。时有史实情节的客观式的小说描述,又时有主观式引证文献史料缺少简洁明快的交待;作者在本书写作历史的方方面面,叙述的结构上也出现顾此失彼之处,作为整体和谐美的要求,不能不说是另一大缺撼。
我和朝柱先生是20多年的老文友,他是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作者来自冀南大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军旅生涯半个世纪,从音乐创作又飞跃到纯文学创作,尤其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更为蔚然壮观。祝愿这棵文学“长青树”枝繁叶茂,不断结出“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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